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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如何与政府做好配合？新兴产业是否存在重复竞争？如何看待美欧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
近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姜江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还是生产力，但是更加强调创新、绿色、效能、质量，这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不是看具体什么行业。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姜江 受访者供图
姜江认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应更多着眼于解决企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弥补企业创新的短板，引导企业投身创新、致力于创新。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财政支持的创新专项等，应该更多向企业尤其是有创新动力、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倾斜。对国有企业，应该优化绩效评价考核机制，给他们“松绑减负”，激发其创新动力。
姜江表示，政府最核心的作用是要造平台、造生态，但在一些时候，政府会对产业发展有方向的指引、引导，“但是选赛道和选‘运动员’是两个概念，政府甄别出方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引导产学研朝这个方向走。至于谁来走，不需要指名道姓。政府可以定标准，通过标准来筛选‘运动员’。”
针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姜江强调，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意味着我们具备研发、生产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产品的能力、条件和潜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并不是盲目扩大规模、提高产量，过剩产品倾销到国际市场。“事实上，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企业们，都是精准提前预判国际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精准化安排产线产品和服务，订单式生产和批量生产相结合，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市场上经常供不应求，完全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新质生产力落脚点还是生产力，但更加强调创新、绿色、效能、质量
澎湃新闻：您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它和过往我们提到的生产力有哪些不同特点？
姜江：大家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也是经历了一些过程。2023年9月份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之后大家产生了很多讨论，一度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相对片面——主要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按照总书记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精神，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这对“新质生产力”概念有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还是生产力，但是区别于仅仅关注规模、增速、效率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绿色、效能、质量。
创新，就是以颠覆性科技创新为基础，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比如面向未来15年甚至中长期，更多表现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材料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等产业化，衍生的大量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也表现为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低碳化演进的过程。
绿色，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过程是节能降耗的，符合双碳目标，发展愿景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不是依托传统的不可再生能源、按照粗放式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发展模式。
效能，即新质生产力不仅仅关注效率、强调速度，更强调实现新的效率所具备的能力，科技实力、产业配套能力、经济综合实力、社会治理能力等。
质量，一是指新质生产力本身是一种高质量的生产力；二是指新质生产力不是凌空出现的全新概念，它来源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比如过去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小到大，高新技术产业从弱到强，经济体量迅速做大等；三是指新质生产力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个别成为共性，由特殊成为一般，形成理论框架，反过来又指导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澎湃新闻：效能和效率之间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姜江：它们有点像我们平常说的产能和产量，效率更多是一种结果，即达到多高的速度和规模，效能更强调具备达到效率的能力，会按需供应。这也正好是对近期个别外媒无端指责我国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是倾销过剩产能的驳斥。即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特征，意味着我们具备研发、生产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产品的能力、条件和潜力，我们的产品质量过硬，价格优越，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特别有竞争力，并不是我们盲目扩大规模、提高产量，所谓过剩的产品倾销到国际市场的问题。事实上，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企业们，都是精准提前预判国际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精准化安排产线产品和服务，订单式生产和批量生产相结合，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市场上经常供不应求，完全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
对民企多一些科技专项倾斜，对国企应该“松绑减负”
澎湃新闻：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企业创新免不了要考虑效率、市场需求，对此，政府、研究机构等外部力量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是否应该形成一些联动机制？
姜江：企业发展过程中，会有更多考虑长远发展还是实现短期盈利生存目标的矛盾。政策应更多着眼于解决企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弥补企业创新的短板，引导企业投身创新、致力于创新。
政策的切入点，一是帮助企业解决创新投入不足，动力不足的问题，包括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力度进一步提高；给予从事创新的企业更多更好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奖励，以及医疗、子女就业、户籍等社会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重大的科技专项、财政支持的创新专项等，应该更多向企业尤其是有创新动力、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倾斜，发挥企业出题者、答题人、阅卷人作用。对国有企业，他们有创新的实力，应该优化绩效评价考核机制，给他们“松绑减负”，激发其创新动力。当然，引导国企投身于创新，更多是在其主责主业的前提下，适当让他们往上游、下游进一步延伸。重要的是，全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容错、包容、激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宽松氛围。
要形成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联动机制。比如，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方向与企业需求更多对接，鼓励一些偏应用的政府资金资助的重大科技项目由科研院校与企业联合研发攻关；布局建设更多以企业为主体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畅通从技术研发到中试到产业化全链条；更好强化金融保障以及技术市场定价机制，营造鼓励企业愿意创新、勇于创新、擅于创新的良好制度生态。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世界上新技术与新应用多半发生在初创企业，您认为原因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否有一些启发意义？
姜江：初创企业创新的优势很明显，创业团队往往掌握核心技术，决策过程效率高，目标比较单一，细分市场比较清晰，遇到市场变数、政策变数时“船小好掉头”，具有轻资产、重智力等特点，这些都特别适合去做“0到1”环节的创新。
从国际经验看，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有几项特别必要的先决条件：首先，需要有比较畅通的退出机制。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初创企业，最终被收购的情况非常常见，创业团队的初衷也并不一定是要把企业从小做到大，而是运作到一定阶段，有更适合的企业接手就顺理成章出售。大企业也非常认可通过收购小微企业实现新业务拓展转型的模式。相应的，有利于初创企业退出的交易机制、制度也就比较完善。
其次，需要有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中试平台、平台企业等密切合作。初创企业专注的环节比较集中，上游需要有强大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支持，下游需要有专业的中试平台、技术转移机构运作，到了“1到100”的环境，更需要与信用好、经验丰富的平台企业合作，将一些生产环节外包。此外，还需要有灵活多样的风险投资和金融支持手段。
从胡润2023年全球独角兽排行榜数据看，目前，美国拥有666家独角兽，中国316家，世界其他国家有379家。从过去3年数量分布变化看，中美独角兽在企业数量、估值、区域分布均匀情况等方面的差距在拉大。总体看，我们国家资本市场对初创企业的支持确实不够，资本更加追逐短平快的回报，“耐心资本”亟待壮大，也需要更多元、更创新、更灵活、更着眼长远的风险投资介入。
澎湃新闻：小而轻的初创企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各自的优势是什么？适应的条件是否不同？
姜江：一些重大技术，尤其是一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的攻关，前期需要投入的资金规模确实特别大，相对回报周期长，风险也比较高，这时“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调动各方面资源。
但是确实要防止一种现象，有时候企业努力的方向最后是不是有市场，周期是不是单个企业所能承受，企业是否太盲目跟风，这是需要关注的。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耐心资本”亟待壮大的现状？
姜江：这几年经济发展处在“爬坡过坎”、攻坚克难比较关键的时间点，确实有太多资本持一种观望态度，甚至可能有一点风险的投资行为都不愿意尝试。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在通过设立新兴产业的引导基金，相应带动一些风投跟进，签订互补的投资协议，互相承担一些风险，未来共享利益，这一定程度上能有助推缓解的作用。
政府特定时候可以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但选赛道和选“运动员”是两个概念
澎湃新闻：我国有大量基础良好的传统产业，您认为传统产业应该如何发展才能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姜江：目前各方面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比较统一了，既包括新兴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服务化过程。现在对新质生产力看的是本质，即创新、高质量、高效能、绿色等，不是看具体什么行业。
很多地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时，特别没有忽视传统产业，形成很好的实践。例如，广东省制定出台纺织服装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在新产业、新制造、新技术、新模式、新消费、新服务等方面实施六大专项行动，推动纺织服装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湖北省出台18条举措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强调推动汽车、钢铁、化工产业改造升级；黑龙江省专门制定了《黑龙江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2023—2026年）》，围绕构建具有黑龙江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开展千企技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等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这些地方是综合考虑了本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现有产业基础、未来增长潜力等因素做出的规划，给传统产业注入更多先进生产力质态和活力。
澎湃新闻：当前，各地都在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做好差异化竞争？政府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时，应该如何把握引导的力度和界限？
姜江：地方布局培育发展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要基于多因素综合考量，既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方向大趋势，国家大政方针引导的新赛道方向等，也包括本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潜力、科技智力基础等。
我们梳理了2024年各个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新质生产力的阐述，有一些地方也专门发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专项行动。虽然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认为存在低水平的重复竞争，但我们总体看下来后发现各地都在差异化发展，同一方向中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环节，很多细分的赛道。
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是“站高一步、退后一步”，切入点应该是搭平台、造生态，最大限度调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政策可以适当引导，但是不用完全冲在前面去选方向、定方向，而是应该积极打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的各类平台、设施，比如新型研发机构、科研院校学科建设、科学基础设施、新基建、实验室和公共创新及技术转化平台等。积极营造软环境，比如更灵活创新的融资环境、更多向民营经济倾斜的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方式创新、有利于引人用人留人的薪酬激励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鼓励创新资源跨地区、产学研跨部门流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等。
澎湃新闻：政府应该避免选择产业方向或企业吗？
姜江：我认为政府最核心的作用是要造平台、造生态，但是在一些时候，政府会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根据全球新赛道主要发达国家的布局，根据国家可能有一些“卡脖子”技术或者有抢占新的制高点的战略需要时，会有一些方向的指引、引导。
但是选赛道和选“运动员”是两个概念，政府甄别出方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引导产学研朝这个方向走。至于谁来走，不需要指名道姓。政府可以定标准，通过标准来筛选“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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